献县城东6公里处有一大土丘，名为云台山，高28米，顶上直径70米，底部直径达150米。远远望去的确为庞然大物、高耸云霄。因其高大从远处看颇似天上云彩的基台，因此得名云台山。山丘东南与西北处各有一座小丘高6—7米，好似中间大丘的陪衬。它是献县的四大名山之一！且是这四座土丘中最高、最著名的一个。云台山这一土丘的来历，可追溯到汉代。其实是西汉时期的封土墓。多少年来，人们为墓主是谁而争论不休。有人说是云台宿将之一，故取名云台山；有人说是凿壁偷光的匡衡，后来升为宰相，位极人臣。但经专家学者考证，墓主为河间王刘良之墓。史书载刘良“修献王之德，谥为‘惠’，人称惠王。”由于他有德有才，关爱百姓，后人才为他的坟墓不断地添土，成为如此高大的山丘。

在明末清初时，这里是佛教的圣地，清末时逐渐衰微，后卖与天主教献县教区，成了教区的一个农庄。山前有古朴典雅的圣堂及青砖小洋楼两座。上百年来，教会神父、修士在这里度假、静休。高大的土丘上有一幢青砖瓦房，是人们夏季乘凉的好去处。山顶凉棚下有一口水井，扔进土块好长时间才可听到水声。山的周围栽满了松柏、酸枣及各种花草。深草丛中，有一条山路逶迤而达山顶。这里也是教区的菜园，菜地约有二百余亩。解放前总堂内三千余人的粮食蔬菜皆由这里供应，所以几十位工人，在农业专家的带领下稿科学试验田和养殖业。山后是主教、神父及修士们长眠的墓地。每年11月份成群结队的神长教友来到这里凭吊，追念这些为教会奉献终生的先辈。农庄四周有高大的院墙，墙外有深宽各三米的水沟，四周是宽敞的大道。

天主堂义买云台山

云台山汉朝便被堆成。不知何时为佛教占领。他们在山上修一庙宇，称为盂兰佛寺，且有僧人居住主持。每年七月十五日庙中主办盂兰法会，善男信女来参加庙会，熙熙攘攘、车水马龙。后来不知为什么渐渐萧条下来，仅剩一名僧人留守。同治年间，盂兰佛寺遭雷击失火，三殿仅余其一，且年久失修，破烂不堪。寺中田地也多为盐碱之地，住持沙正便生活在穷困之中。他不时去向附近士绅化缘，但屡遭拒绝。只有陵上寺士绅李连壁常接济他。李连壁为天主教教友。当时献县大张庄正修建主教座堂，外籍传教士高价广征土地。沙正和尚便托李连壁教友与外国神父联系，看是否能将自己的寺庙卖与教堂。献县教堂有一中国神父名孙承益，为深县孙家庄人，愿意将自己多年积蓄拿出，买下这座山丘及周围土地。孙神父深知中国当时的法律：寺庙乃公共产业，私人不能做主。他便几次向献县县令提出申请。县令回应教区总堂，声称只要住持同意即可。1864年5月19日，孙神父不幸去世。他离世前将自己计划买云台山的款项交给教区外籍传教士。外籍传教士再次向县府提出申请，县令回答亦然。教会便托李连壁与住持沙正和尚商洽。7月1日徐听波神父与住持沙正定好买卖契约并将契约送到县衙，县令当即点头同意并给予公证。沙正嘱咐外籍传教士为避免当地佛教信徒的反感，暂且不要行动，过一段时间再来接收。7月6日，耶稣会士敖都文修士带领教友来到山上，先将佛像捣毁，然后在山上树一木质十字架。教区耶稣会会长李秀芳神父为云台山重新命名，为圣若瑟山。正当教友们清理废墟时，附近百姓赶来询问，进而抗议教会占领他们进香礼佛之地。弄清原委后，他们又派人追赶住持沙正，以便问个究竟，最后他们在吴桥一带抓获正在逃跑的住持沙正。沙正便编造了一套谎言，说李连壁教友将其以酒灌醉，徐听波神父拿他的手按下指纹。当地士绅闻此诉诸官府，县令却假装不知，并怂恿百姓几次到教堂闹事。献县教区徐听波神父以其三品顶戴的身份，接见百姓士绅，给予说明，百姓将沙正重打一顿，此事只好作罢。后卜功堂，傅梦公、顾赛芬三位外籍神父准备在山顶树丛中放置一尊圣若瑟像，再次引起村中百姓的强烈反感与严重威胁。几个月后百姓口呼将外国人驱逐出境的口号在总堂门口示威，并对附近教友及望教者肆意欺辱。教区代牧郎主教只得向法国公使求助。法英使节照会后将此情况呈报皇帝，并要求赔偿。而献县县令一意孤行，暗中支持致使抗争越来越激烈。

10月4日，河间知府着官服，带仪仗队来总堂处理此事，当众向三品顶戴徐听波神父及郎主教行礼。献县县令总算得到了教训，向知府与百姓揭示了真相，还了教区一个清白。1865年春天，献县总堂开始对新买的云台山进行整体修缮，先是修建围墙。当时的百姓看到教会将不少土地圈在院外，纷纷前来争夺占领。围墙修好后，教会要在墙外挖一水沟，深宽各三米，在沟外还要留一条大道，那些占地的百姓又前来搔扰。总堂为息事宁人，只得用钱打发这些无赖之徒。

教区在云台山的工作

    风波过后，献县总堂便开始重新规化云台山。将其分为四个园区，即圣堂园区、静休园区、种植园区及墓地园区。其中最大的要数种植园区。院中土地多为盐碱之地，工人们在耶稣会士农业专家的带领下，进行深翻、灌溉、施肥，不久变成了良田。后来除了种植常用的蔬菜和粮食作物外，还有一部分土地专供那些学者专家搞科学试验，成了当时河北省首家农业科研教育基地。1931年10月9日，献县县长及地方各界人士与农业专家学者被邀请参加耶稣会主办的农业科技座谈展览会。法籍农业专家尚守仁、翼炳业两位神父分别介绍了南瓜的栽种法与这里培植的50种豆子。除此之外这里还栽植了优质的法国葡萄及其它各种水果。除了享用之外还可以酿制大量的葡萄酒与香槟酒。

    云台山的北面是教会的公墓园区。

    1875年1月11日，教区代牧杜巴尔主教主持礼仪，将先前去世的十余位主教、神父、修士的遗体迁葬云台山。文革前已有四百余位教会人士在这里长眠。几位主教的墓碑白底红字，异外明显。在山的东北角有两座砖砌的方形建筑，那是圣赵席珍与圣路懋德的坟墓。其余一排排神父、修士的墓前都有一块青石或汉白玉石碑，上面的字皆以黑漆描绘。在所有坟墓之前有一块大石碑，为总纪念碑，上书拉字文，意为：复活之希望。

    1881年，云台山圣堂建成，圣堂坐北朝南，三间宽七间长。为主持葬礼之用。堂前有一小广场，由广场北侧拾台阶而上便可登上四米宽的阳台。第三任代牧步主教将其奉献于大圣若瑟。圣堂周围除了两座小楼外还有不少青砖瓦房，这些是神父、修士避静、休假的处所。

    1927年5月4日若瑟主保日，献县耶稣会会长卜鸣谦神父宣布，在云台山扩建避静院。卜神父去世后，这项工作由戴遂良神父主持。1929年避静院建成。院内有专用的祈祷小圣堂、餐厅、宿舍。可容纳几十人一齐参加避静。

    1928年6月23日—7月10日工商大学教职人员来此休假，受到教区热情接待。

    为了使云台山成为理想的静修之地，教区在山的周围栽种了各种花草。神父们在山上修建了一幢青砖瓦房，人们可以在山顶上休憩，还修了一条小路，游人可拾级而上。山坡上还建有圣母山洞，人们可以在那里诵念玫瑰经。

云台山的毁灭与重建

    日寇侵略时期，云台山遭到日本与伪军多次不同程度的破坏。1941年9月8日八路军游击队躲在院内用独截枪打死一名汉奸，为云台山及总堂引发了骇人听闻的云台山事件。致使主教及140余名总堂人员被押在日军司令部囚室，多人受到酷刑拷打，其中十九人惨死。

    1945年献县成为解放区。11月29日云台山附近陈坟、八屯、周官屯、小屯等村千余名群众到云台山开展清算斗争。1946年1月20日清算结束。教会因占用云台山270亩耕地应赔款3584065元。云台山只得将所有牛羊、牲口、粮食、树木、自行车、大车、小车及工作用具折卖还债。之后政府又将云台山300多亩土地及71间房屋收归国有，组建国营献县农场，为教会只保留了圣堂及山后的墓地。这时的云台山上的树木几乎全部被各村伐净，造成了严重的水土流失。

    1966年文革开始，云台山教堂被占用。后来山后的坟墓被毁，石碑全部被拉倒、挪走。主教的坟墓被掘开，骸骨满地皆是，惨不忍睹。这时唯一值得欣慰的是刘定汉主教自1969年至1979年在云台山劳动改造，使人看到当时的他，便能回忆起云台山昔日的光彩。

    1980年宗教开放，翌年4月3日下午，教区人员将赵振生主教、朱光、张金山二位神父的遗骨迁往云台山安葬。教会公墓又逐渐恢复了。二十余年后的今天，这里又有40余位神父修士长眠。

    1994年，政府在云台山北部又拨出近四十亩土地扩建墓地。其中二十余亩又辟成菜园。山南的两座小楼及圣堂也归还给教会，一位神父及数名工友开始进驻。

    2006年5月，教区重建先贤纪念碑，追忆过去长眠于此的先辈。并在这里点燃了建教区150周年的圣火。

    云台山上的青松翠柏逐渐高大起来，山的东部修建了一条大公路，山南教堂小院前也即将动工，要修建一条东西公路，云台山周围的游客也渐渐多了起来，人们都期盼着，不久它将恢复昔日的容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