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阶段（1856-1878年）
（接上期）1856年直隶东南代牧区成立。众所周知，当时北京教区划分为三个代牧区：直隶北代牧区（Tche-li nord，北京）、直隶西南代牧区（Tche-li ouest，正定府）和直隶东南代牧区(Tche-li sud-est)。郎怀仁主教（Mgr Adrien LANGUILLAT）曾服务于江南传教区（Kian-nan），后被教廷指派管理直隶东南代牧区。从1857年郎主教到任开始，与之同行的只有两位耶稣会神父，即德良弼神父（PP. CATTE）和薛孔照神父（SICA）。这两位神父都是意大利人，后来他们二人曾在献县总堂先后担任耶稣会最初的两任会长！
此处我们提到的9,500名教友，是17和18世纪耶稣会传教士相继来直隶东南一带传教时留下来的几个古老的教友团体。
郎主教于1857年3月22日被祝圣为代牧区主教，此后不久，他首先将总堂设在威县赵家庄（Tchao-kia-Tchoang），因为此处位于代牧区的中心。赵家庄隶属于威县(Wei-hsien)，它成为代牧区最初设立机构的所在地。但郎主教很快发现，赵家庄不能担负监护修院的使命，而且缺乏资源，以至影响代牧区的正常运转。
1862年5月代牧区将总堂迁至献县张家庄(Tchang-kia-Tchoang)，此地位于代牧区的北部。这个新的座堂离献县(Sien-Hsien)县城行政署只有1公里，距离河间府(He-kien-fou)25公里。通往天津(Tien-tsin)有水路，交通便利。县城北面6公里处的藏家桥（tsang-kia-kiao）有一个小港口，这使它很快就被载入史册。
看，仅仅70多年，这个朴实的小农村张家庄（教友人数四百到五百名）已经成为代牧区的心脏，是传教事业的中心。
如果我们用两个词汇来概括代牧区的第一阶段，那就是考验和播种。1868年捻匪（Nien-fei）作乱（蝗虫横飞）。据人们回忆，捻匪人数有20,000之众，他们所到之处烧杀抢掠、四处砍伐，他们就如在空中飞行的蝗虫和弥漫的雾霾。当时献县总堂肩负起这个历史使命：因为女教友们吓得惊慌失措，纷纷逃往总堂避难，杜巴尔主教沉着应对，勇敢地阻止了暴徒的暴行，解救了她们。
1870年教会遭遇了一场震惊中外的天津暴乱（即“火烧望海楼事件”，译者注），由于中国人对外国人的厌恶与愤恨的情绪，导致这一事件的发生，带来极其恶劣的后果。1870年6月21日围攻天津的暴民制造火灾，此事殃及了我们代牧区的财务管理处。不久之后重建被毁的建筑，鄂尔壁神父（P. CONNET）在原来的基础上予以扩建，使之颇具规模，后来成为代牧区传教经费的主要来源和福传事业的保障。
自1876年至1878年是连续两年的大饥荒的考验，随后瘟疫流行，死于瘟疫的人多得令人吃惊！这场瘟疫吞噬了六位天主英勇的工人，其中包括狄加禄神父（R.P. de RABAUDY，献县耶稣会第五任会长）和杜巴尔主教（Mgr DUBAR）。
播种、播种、再播种！在这两大考验与灾难中坚持不懈地播种。这更加激励传教士义无反顾地迈出福传的脚步，体现了播种者的极大热忱。这就是来访的神父怀着喜乐的心情观察了解到的成果。（1879年）罗马派遣年轻有为的耶稣会神父方济各（R.P. François GRANDIDIER）到献县。他发现这里的印刷厂虽已设立，但印刷设备非常原始，而且印刷厂简陋不堪，这一切深深触动了方济各神父。耶稣会士溥若思修士（F. Josep PRUVOT）把几年来自己发明的印刷成果一一展示给他。此外，方济各神父目睹了献县成立的中学、修道院，以及前途无量的大名府中学。方济各神父也赞赏了献县总堂创建的小天文台和气象台，然而不幸的是它随着它的创立人雷于陆神父的逝世（P. Xavier EDEL）而一同消失。
方济各神父极口赞扬了我们的首位大汉学家兼著名作家顾赛芬神父（Séraphin COUVEREUR），他于1875年编著的《拉汉词典》首次在献县付梓印刷，随后陆续出版了他的其它著作和译作，这些作品闻名遐迩、享誉中外。
    方济各神父返回欧洲之后，将在直隶东南的所见所闻，自起初的9,000教友发展到当时的27,000名教友及4,000名慕道者的盛况，传报给欧洲教会。
                 （未完待续）

        ——张芳译自法语古书《GERBES CHINOISE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