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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源: 天主的小牧童驿站
 作    者: 上杭黎正甫
 发表日期: 2017/12/7 5:15:00
 阅读次数: 1497
 文章标题: 历史回顾 → 【连载32】《庇护十二世的生活》眷爱中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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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载32】《庇护十二世的生活》眷爱中华

卅二、眷爱中华

一九四六年是开中国天主教史新纪元的一年,初为中国青岛教区田耕莘主教被擢升为枢机,继建立教会正常体制,随即委任大批总主教敕封中国殉道教友,列入真福品,于同年圣诞节前教廷遣使驻中国,这些措置都可以表现教皇庇护十二世如何眷爱中华了。


近五十年来,教廷屡次表示,欲与我国互派使节,但因受别种势力阻梗,致未能实现。


前教皇庇护十一世对中国素有好感,而传信部秘书长刚恒毅总主教又是前任宗座驻华代表,对于此事力促其成。后因抗战军兴,政府西迁,未暇及此,而教廷亦暂取观望态度。直至一九四一年一月二十七日,报界忽传日本将派遣公使驻法迪冈,教廷亦将派使至日本。自此消息传出后,引起我国人士的注意,结果“请外交当局注意与法迪冈作进一步联系”一提案,在第二届国民参政会第三次大会通过了。

 

 

图一:“中国人的教宗”——圣父教宗庇护第十一世。


一九四二年三月间,日本与教廷换使成功,这件事曾使同盟国向教廷提出质问。法迪冈教廷表示:“关于此事的谈判,远在一九二二年即已开始,教廷的决定与日本换使,乃纯为保障天主教会的精神利益,而此举实不应认为与政治利益有关,或由于外力压迫所致。”当时我国南京宗座代牧于斌主教称:“我国因不平等条约作梗,未能及早与教廷发生关系,但深信此事,仅时间与手续问题罢了。”


至三月三十一日中宣部部长王世杰在招待外籍记者席上正式报告说:“中国最近与教廷磋商,互换使节,法迪冈并已接受我国要求。”六月十七日国民政府明令发表:“任命谢寿康为中华民国驻教廷特命全权公使”。至此,我国与教廷换使成功。


一九四五年圣诞节,宗座驻华代表蔡宁总主教致全国主教公函中有说:“这是一切令人感到兴趣和惊喜的事情,就是最近出显了一大批新枢机,这些都是功高德劭者,蒙教皇召来,作教会的元老,治理各地所有天主教会。……我们还有更可喜乐的理由,自今而后,中国天主教在教廷元老中,在选举教皇的人员中,有了自己的代表,因为青岛教区主教田公耕莘得膺为七十位枢机中之一。他们形成严肃的阵容,环绕伯铎的宝座,拥护发号施令的教皇。”

 

图二:中国首任枢机多默·田耕莘主教。


田耕莘枢机字聘三,山东阳谷人,入圣言会,一九三四年升任阳谷教区监牧,一九三九年改为宗座代牧,十月二十九日在罗马由教皇庇护十二世亲自祝圣,一九四二年迁任青岛代牧主教,一九四五年十二月二十三日被简任为枢机,次年二月十八日在罗马就职,其受封的荣誉座堂,为罗马圣玛利亚教堂,五月十日复由青岛主教升迁北平总主教。因田枢机的努力,中国教统得以成立。


教皇庇护十二世颁发建立中国教会正常体制诏书云:“天主众仆之仆教皇庇护为永久纪念事我虽不德不才,然幸得为主持全世界教务之人,从伯铎座上,如同从一面镜子之内,从远处观察天主的田园,对于尚未认识福音真理的民族,极为关怀。我们恳求天主父,使天主的国家,根据耶稣基督的遗嘱,传遍普世,永久成立。仁慈的天主定肯俯听我们的祈求。因为无人不知,在这个艰苦的时代,在许多地广人稠的地区,如同庄稼已到了成熟时期。在远东,特别在伟大的中华民国内,因天主的领导,有许多本籍教士,不辞劳瘁,做了传布福音的工作。”

 

 

图三:若望·孟高维诺总主教(Giovanni da Montecorvino,1246年-1328年),方济各会传教士,中国天主教历史上第一位主教(汗八里总教区)。

 

图四:罗明坚神父(Michele Ruggieri,1543年-1607年5月11日),字复初,天主教耶稣会意大利籍传教士、法学家、汉学家。是明朝以来第一个进入中国大陆的西方传教士,也是欧洲汉学的奠基人,与利玛窦是同工。

 

图五:汤若望神父(Johann Adam Schall von Bell,1591.5.1-1666.8.15),字道未,神圣罗马帝国科隆(今属德国科隆)人,天主教耶稣会修士、神父、学者、传教士。

 

图六:“天主之仆”——利玛窦神父(Matteo Ricci,1552.10.6-1610.5.11),号西泰,天主教耶稣会意大利籍神父、传教士、学者。1583年来到中国居住,在中国颇受士大夫的敬重,尊称为“泰西儒士”。他是天主教在中国传教的开拓者之一,也是第一位阅读中国文学并对中国典籍进行钻研的西方学者。


“在第十三世纪的末年,孟高未诺主教及真福阿多理,把天主教的信仰传入了中国。方济各会的传教士,在整个十四世纪中把这信仰扩大范围,继续传布。后来有一时期,传教事业已经完全停顿。至第十六世纪末叶,范礼安、罗明坚、利玛窦,以及其他许多耶稣会的传教士,方济各会、多明我会、奥斯定会、遣使会、巴黎外方传教会的会士们,办事机警,勤谨努力,把教务重新整顿。最近几年来,我的前任教皇庇护十一世,在一千九百二十二年八月初九日颁布教谕,在中国成立教廷代表公署之后,天主教的声誉大增。一九二四年,在上海又举行了第一次全国主教会议,教廷选任了许多中国传教士出任教区领袖。又有许多新立的传教修会团体,努力工作。在中华民国内,现在已有一百三十七个教区。其中有九十九个代牧主教区,其余则为监牧区。而中国人之任主教者,共有二十八人,其中二十一人,曾经受祝圣礼,其余则为监牧主教。全国已领洗之教友三百余万,保守教友七十余万,传教士五千余人,其中中国本籍教士有二千余人。此外又有一千二百六十位修士,六千一百三十三位修女,协助传教工作。在每个代牧区,甚至有些监牧区,都有小修道院培植青年,准备继承传教工作。小修院受训期满,转入大修道院,再受神圣的训练,现在全国有十二座联立总修院,有五座属于传教会的大修道院。在中国主教中,我最近选任了鲁斯邦主教衔,青岛教区代牧主教田耕莘氏参加枢机主教团。”

 

图七:“天主之仆”——刚恒毅枢机(Celso Benigno Luigi Costantini,1876.4.3-1958.10.17.),天主教枢机主教,为第一位驻华宗座代表、主徒会会祖,并曾担任圣座传信部的秘书长。他是改写现代中国天主教发展的重要人物。


“传教工作有如此惊人的进步,我很受感动,曾经咨询过枢机主教团和传信部的首长,我很愿意接受枢机主教田耕莘氏的建议,在广大的中国地区内,如同在其他公教国家,成立教会正常制度,以便管理教友。我认为时机已经成熟,我征询了凡有关此事的人的同意,伏求了天主圣神的光照,并恳祈了圣母玛利亚及伯铎、保禄二位使徒,在中国殉教的各位真福,考虑了各种问题,我以所有确实的认识,用我的全权,颁发这道命令。从此以后,在中国正式成立圣统制度,增加天主的光荣促进传教运动。我建立二十教省区,并指定每教省总主教的座堂地区,以及其所隶属的各个教区。(即蒙古、关外、河北、山东、山西、陕西、甘肃、江苏、安徽、河南、四川、湖北、湖南、江西、浙江、福建、广东、广西、贵州、云南,二十教省区。)过去在代牧主教区制度的时代,各该区所有最著名的教堂,如今着升为总主教或本主教的座堂。”

 

 

图八:田耕莘枢机的牧徽。


“我赐与这些新总主教们的职权、特恩、荣誉、仪仗及例恩,一如世界其他各总主教、主教之所享受者。但其他总主教之责任与义务,新总主教,主教,也须同样负担。我恩赐总主教的特权,得使用前驱十字架,佩带圣带。”


“就目前地方和时间的现实状况,在这些新成立的本主教区,还不能正式组织教区参议会。我特别许可,遵照教会法典,得选任教区顾问,代替教区参议员的职务。”


“凡有关管理,处置教区事务,主教出缺时,教区参议会议长的选举,神职班或教友们的权利义务,还有其他类似的问题,我严格命令,须完全遵守教会法典的条文。”


上述之各主教座堂区,既已正式成立,应该付托得人,所以我极乐意,把那些代牧区的领袖们升为总主教或本区主教,因为他们过去对于管理所托付于自己的教区,都很殷切努力。为此我明令免去他们过去所有代牧主教的职务,而任命他们管理统治这些新教区。凡有关于管理统治教务的权利,义务,无论是属于精神的,或物质的,我完全付给他们。”

 

图九:眷爱中华的教宗庇护第十二世。


“凡由代牧主教晋升为总主教,或主教的,在未接收该教区以前,我要他们在一位和宗座保持联络的天主教主教前,按着一定格式宣誓,效忠宗座,同时在誓文上签字盖印,即时送呈传信圣部。”


“我把执行以上各项命令的全权,交给劳道伯特拉让总主教衔,宗座驻华代表蔡宁总主教。我并付给他以权便处理之权,他可以委托教会中其他有相当地位的人去替他执行这个任务。但他须负责把一切执行命令的经过,签呈传信圣部。”


“……这道诏书是根据确实的知识,完全的权利制定的,它现在有效,永久有效。它有它的整个作用。凡有关之人,都应该紧严遵守。无论何人,也不论任何势力,有意或无意的曲解它,我认为他们的曲解完全无效。”

 

图十:首任教廷驻华公使之蔡宁总主教。


一九四六年七月十四日,教廷得中国政府同意,简派前驻非洲宗座代表黎培理总主教为教廷首任驻华公使,十二月二十一日,到南京,二十八日晨,赴国民政府向蒋主席呈递国书。公使颂词中有说:“时至今日,适逢贵国国民大会,为民族光明之前途,于创造民国之伟大革命导师孙中山先生陵墓之旁,订定宪法之时,教廷得正式派遣使节来驻贵国,实天主冥冥亭毒。贵国在贵主席英明领导下,曾作九年长期抗战,获得最后胜利。今在剧烈之社会演变中,得自由径向一数千年文明国家之前程迈进。教皇对贵国之改革与建设,极为关怀同情。”


主席答词略云:“阁下对敝国历史具有深切之认识,蒙贵教皇任阁下为首任教廷驻华代表,七百年来之传统友谊,于是再续,诚使本人倍感喜慰。……中国与教廷之理想,本相类近。……余深望两方间固有之友善关系,将益趋增进。……承贵教皇对敝国天主教关怀备至,敝国人民同深感荷。此种关怀,实具体表现于今年教皇之四大措施。……”

 

图十一:曾任中华民国驻教廷公使的吴经熊博士(1899.3.28-1986.2.6),37年改宗天主教,是民国时期著名的法学家,参与起草中华民国宪法。


教廷公使是出使中国,而不是出使中国教会,一九四六年九月十日国民政府任命吴经熊为继驻教廷公使,这是中国政府与法迪冈教廷发生外交关系,而不是中国教会与教廷发生外交关系,故这件事值得全国人民关心者,不只是教徒而已。方豪司铎于他所作《从黎培理总主教使华说起》一文中,持论颇为警辟,兹特节录一段于此:


“首先我们要明了中国和教廷是世界上最大最古的两大集团。中国有四五千年的历史,文化程度之高,在远古即已光辉灿烂,世界罕有其匹。这不是我们自夸,全世界人士都应有此认识。天主教继承犹太教,以希伯来文化配合希腊文化,又以二希文化培育出罗马文化,并于中古时代为欧洲文明保留一线生机,在黑暗时代中吐出一线光明,否则今日欧洲尚在一团漆黑中…… ”


“……受中国文化熏陶者,合中国与中国邻邦人计之,不下五万万人,而中国实为其主干。全世界受基督教文化之影响者,合罗马正宗与自罗马正宗分出之别支,亦不下六万万人,而天主公教实为嫡派。相峙东西,‘大秦’与China(秦之译音)早就该携手了。自四年前,我国派驻教廷使节,又自今年七月七日,教廷宣布派驻我国使节后,此东西文化思想上之‘二大’,已建立正式关系。此不可庆?孰可庆?此不可贺?孰可贺?”

 

图十二:教宗庇护第十二世。


当代教皇对于中国之传统礼俗亦颇注意。一九三九年十二月七日特批准传信部教务会议议决关于取消数种前颁布中国礼仪禁令之案件,而颁布训令如下:


“中国政府既一再声明人民有信仰任何宗教之自由,且无意从事制定宗教仪式之任何法令。因此政府所行或所命之尊孔礼仪,不得视为宗教敬礼,旨在保留与激发对先贤之合礼崇敬,并对前人遗教应有之尊重。故天主教人可在孔庙或学校内孔子遗像或牌位前举行敬礼。”


“公教教师与学生,如奉令参加有迷信色彩之公开仪式,只需根据法典第一二五八条,以被动姿态参与,且仅行其确可视为普通礼俗之表示,始得通融。”


“在亡人或亡者遗像以及仅书其姓名之牌位前,鞠躬行礼与其他一般敬礼之表示,应视为可行与合礼。” 



本书由香港真理学会出版,转载者望同注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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