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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源: 献县教区
 作    者: xianxiancc
 发表日期: 2018/1/19 9:58:00
 阅读次数: 1269
 文章标题: 历史回顾 → 献县教区历史拾零(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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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    文:
献县教区历史拾零(四)
 

第一任主教郎怀仁时期

 

教区的成立

 

提到教区的成立,还应该放眼到耶稣会会士重返中国这件事上来,1814年被迫解散的耶稣会得以恢复,耶稣会没有忘记过去在中国创下的福传基业,也准备适时继续回中国的工作,中国的有识之士也更不能忘记耶稣会,1832415北京教友上书耶稣会总会长     罗当(T.R.P.Roothaan)又称劳达神父。请求派遣耶稣会会士来华,为中国人特别是为皇帝及其周围的大臣服务。翌年教友们又上书教宗额我略十六世,1834年南京教区也同样向教宗上书,请求派遣耶稣会会士来华。当年,耶稣会的前驱罗伯济(Alois de Besi)主教抵达中国,虽非会士却为修会铺平了道路。18425月第一批会士南格禄,李秀芳,艾方济等神父经过重重困难来到江南开始了传教工作。18441015第二批会士五位神父抵达上海,其中有后来的首任主教朗怀仁、鄂尔璧,良仁(Louis Taffin)葛必达(Stanislaus Clavelin)两年后又有十二位会士来到上海,在这一年朗怀仁被派到山东传教,之后李秀芳神父也来到山东,时间不长就被捕,押送回上海。结束了短暂的北方之行。

 

当时直隶东南属北京教区两个总铎区,北京主教孟振生饱受葡萄牙保教权的威胁,及新教友的不理解,当时对耶稣会士来华也不赞同,但耶稣会在江南的成绩使孟主教不得不改变了对耶稣会的看法,同时他也意识到教廷迟早要将北京、南京教区划分几个代牧区,以解决保教权对传教工作的阻碍,1851年全国上海主教会议中,孟主教在1221寄信给传信部,建议将北京教区化为三个代牧区,一为直隶北部,一位直隶东部,一为直隶西部,谴使会愿保留最重要的北部,1856年初教廷拟议将直隶西南划给耶稣会,东南区划给外方传教会,外方传教会要求豁免,于是直隶东南便成了耶稣会的辖区。

 

1856年元月三十日教庭将直隶东南划归耶稣会,成立代牧区,五月三十日任命上海教区副主教南京的署理朗怀仁为本区代牧,郎氏得到耶稣会总会长的命令后马上与北京教区孟振声主教联系,1857213,上海德良弼神父启程,317抵达主教府安家庄,向孟主教程上教宗诏书,发现自己与孟主教均被授予直隶西南临时署理,经讯传信部确认错在郎主教的诏书上,于是将其退回补发。322(四旬期第四主日天)孟振声主教在保定安家庄祝圣郎怀仁主教,领衔塞日和府(Sergiopolis)教区主教,这是十九世纪第一位耶稣会的主教。

 

孟主教派遣教友宋德良弼先去赵家庄准备新主教的上任,孟主教为郎主教临时留下河间总铎林安当等四名谴使会神父和 三名教区神父(外籍)及两名国籍司铎,其中一位南方神父,不久回上海而去世,还有三位传教员、几位贞女帮助传教,此时教区教友为10133人。

 

41郎主教上任,抵达赵家庄,同年6月薛孔昭(Louis Sica)被耶稣会总长任命为直隶东南耶稣会会长,郎主教也同时任命其为教区第一副主教。

 

当时的教友品质还算不错,郎主教记载:除了农忙时刻他们很少在早课晚课上缺席。除了播种及收获时期,主日和瞻礼大家都不去工作,没有弥撒时他们就聚集在小堂拜苦路,念玫瑰经,及要理问答。

 

全区人口达一千多万,教友团体仅有132个,每位神父要照顾四五十个,相距三四公里的村庄,有时相距二三十公里,只能乘马车或者牛车,郎主教在致总会长的信函中诉说了当时神职人员的缺乏:“一位教友患重病,求人把自己抬到附近的奉教人的村中,为能听到教友们的提醒,并念临终经,预备善终,教友为之请神父终傅前后用了14天,走了1200华里,花费9两银子(合100法郎)”。主教同六位神父四处奔波,讲道理行圣事,同时也开办了诊所,一为爱德服务,另外也为在诊所内垂死的儿童领洗。经过传教士及教友的努力,大名府首先有一位女士领洗,与丈夫共同成为传道员,劝化了许多人加入教会,其他地方的教友数目也日渐增加,这时传教士仍受到法律禁止,外国人不许到达内地,故不能公开露面,只能暗中活动。

 

教区会长薛孔昭神父除了传教工作外,苦于威县位置偏南,在献县城东买地一块,准备建立教区中心,这里已有百户居民都是教友,他们接受信仰,已有一个世纪了,在这村的周围还有十五到二十个教友村庄,共计教友三千多人,此外教友信德坚强,民风淳厚。教区中心建立在这里较为适宜。

 

疾病、灾蝗与盗匪

 

夏显德神父(Francisco Giaquinto18583月来到这里,准备建立圣婴善会,因水土不服,9月便返回上海,与其同来的先生却留了下来,就在夏神父来后不久,郎主教得了伤寒,薛孔昭会长也水土不服,情况非常恶劣,二人相互为对方终傅,12月份薛孔昭神父奉总会长命令回上海疗养,接任会长的德良弼神父也于1859623病逝,同年3月年老的李秀芳神父携第一个直接由法国到此的许孔昭神父(M.Joubaud)抵达,71许神父便去世了,九月份刚来两个多月的徐听波神父得了伤寒,十月份郭宗城神父也病倒了,第二年522日便去世了,以后两位国籍神父一位健康欠佳,一位也染上了伤寒,辅理修士朱德范1210病逝,1866725,鲍恒理神父感染霍乱去世,731依纳爵瞻礼下午一点十分来这里做客的江南代牧年文思主教病逝献县,以至于郎主教在致巴黎省会长信中说“李秀芳神父有时都累的没有力气说话,我们担心会不会所有的人都一起病死,赶快给我们派人来吧。”

 

在传教士遭受疾病打击的同时,当地居民也因干旱和蝗灾而受苦,依赖传信善会的捐款,传教士们尽量救助教友,协助他们度过难关。

 

1862911,霍乱传到直隶北部和东南部,鲍恒理神父说有150名教友染病,半月内80多人领傅油圣事,30名临终者领洗,病情之剧可见一斑,教区派20多名青年持药救人。

 

人为的灾难便是盗匪的侵袭,18591225四十多名武装强盗闯入神父住宅,将三名传教先生捆起来,塞住嘴,又用刀把徐波理神父打的满身是血不省人事,丢在坑中,将神父住宅抢劫一空,村中教友闻声赶来,持长矛和来福枪与之战斗,最后匪死一人,抓住两人,送交官府。186122鲍恒理与吉玉隆二位教士来直隶途中遇到土匪,几乎丧命,财物尽失,最后由官兵护送到达。186158,白莲教军队攻陷曲周城,包围威县,21日,威县解围。由于躲避土匪的骚扰主教决定修院向教区北部张家庄转移,513开始搬迁,启程前几天,又遭土匪抢劫,512鲍神父写说:“我的钱行李书籍车辆和两匹骡子被抢走,一位教友骑马追赶,抢回了所有的东西。”在搬迁的前夕修生怕遭抢劫,一夜没有合眼。上车后坐在行李上,第三天大群土匪来抢劫,修生及神父逃得教友家中,当地百姓与土匪交火56个小时,双方都有不小的损失,这次匪徒约300人。

 

教区机构的设立

 

教区成立之初,这里没有要理学校、育婴堂和修院,当然主教座堂、会院更不会存在,教区成立后,这些设施便逐渐建立起来,早在1857年薛孔昭神父便购置张家庄地产,为建立教区中心,1859625,徐波理神父刚刚抵达,郎主教便交付他建立小学、修院和会院的工作。

 

不久会院建成,是一幢坚固的中国式建筑,修院建在会院的旁边,1861513修生们搬进献县新修院,186021在修院未建好之前,李秀芳神父在冀州简易修院内为30多名准修生讲三天退省,4日正式开学,71统计修生12名,教区建成6座小学,分布在教区各地,6星期内来了10多名贫穷的孩子,教区免其学费,后来又建立5所学校。1860年夏天,统计学生141名,教区又计划在张家庄建主教座堂与神父住宅,也准备在各堂区教友村中建神父住处,以便访视教友。

 

186010月,中英、中法签订《续增条约》准许外国传教士进入内地传教,并任在各省租买田地,建造自便。自此以后,外国神父才放心地置办教产,公开传教。司法尼神父在深州开办两座孤儿院,男孤儿院称圣达尼老孤儿院,1861529在杜家庄落成;女孤儿院又名无染原罪圣母孤儿院,186268在东阳台落成。1863年司法尼神父又在张家庄总堂建一孤儿院,命名为日本三木殉道孤儿院,为成立孤儿院,需买地方建房子,雇工人,找医生,请老师,许多教外人把孩子带到孤儿院,因此慢慢了解教义而入教,也有更多婴儿死前领洗。

 

186110月郎主教与徐波理神父拜访河间府地方官吏,去了13个地方,见到9位地方官员,郎主教温和的态度,谦逊的言词给予教外人良好的印象,地方官也非常客气的招待主教、神父,有的还索取书籍,以便更深入地了解教会,甚至对主教进行回访、共同进餐并当众称赞神职人员,因此教外群众对教会也逐渐好感,神父们的传教工作也非常顺利,当时有二十几位神父在乡下到处传教,通过主教对官吏的拜访,购置或租用更多的土地,变的更为顺利。1861912,在河间城租用10余亩土地;1862321,同样租得深州城西街6亩土地;5月到7月又取得广平府清河县城东旧天主堂大院50亩,这是以法律争回的教产,但在当时地籍资料已焚,土地易主的情况下,如此顺利移交,主人亦未有异议,足可见主教与官方和百姓的关系是如何良好,1864年又收回深州城外大染庄的地产。

 

18624月底开始,郎主教又带着徐波理神父与鲍衡理神父去拜访代牧区南部的府县官员,虽有时遭冷待,但还算顺利,四十个官府大门敞开,让主教进入,有的官员行大礼回拜,并跪拜主教赠送的经书,也有的官员,愿以个人名义每月为孤儿院捐款。

 

当时白莲教各处抢劫,186212月他们进入教区中部,劫后焚烧了很多村庄,其中十五、六位教友遭杀害,皇帝致函英国大使请求皇家大沽海港军队与法国军队训练中国士兵帮助剿匪,1863228,英公使协同剿匪军官,拜访徐波理神父,请其带领他们与清军汇合,主教及会长同意后,徐神父带他们拜见总督,总督诚意邀请他担任英军翻译及巡营司铎,经过徐神父一段艰苦的军营生活,换得了意想不到的收获,1863713胜利之后,中国皇帝授予徐神父与道台同级比知府高两级的三品顶戴,朝廷天津军事代表,授予积极参加防御工事的郎主教紫玉勋章,法国驻北京代表颁给郎主教和徐神父勋章及贺电,徐神父的三品顶戴在日后的传教工作中,起了很大的作用。

 

经过这番努力,教会发展很快,徐神父说:“像是奇迹一样,有一个月在我的区域(河间府)增加了2000名望教者,一次巡回传教时又增加了400018644月他说河间府有8000望教友,这年7月统计代牧区共有12230名教友,2764望教者。

 

神父们每日忙于归化教外人、照顾教友,听说某村庄以前有教友,便去寻访,一些禁教期背教的人也纷纷归正,   州一带的庄官屯找到十三个家庭,也有50多位教外人,听传道员讲道,准备领洗。

 

主教神父在传教的百忙之中,不忘以文字传教的工作,18623月李秀芳神父,出版了第一本书《圣若瑟月》,郎主教也一直在翻译圣经,1863年基本完成,后因故遗失两三本先知书。除此之外主教神父还留下了许多珍贵的历史资料,使我们能够了解当时的心酸与喜乐。

 

建主教座堂

 

教区建立之初,总堂设在本区最大的教友村威县的赵庄,这是传教士们初抵时的根据地,村中的小圣堂便成了理所当然的临时主教座堂,总堂的两次遭劫,及位置距离北部太远,因此主教同神父们决定教区中心向北迁移,那时献县教友较多,大张庄、下淀、马庄、周庄等村成了主教府候选的地方,张家庄教友在薛孔昭神父购买的土地旁,捐献了大面积的土地,主教府便选定在这里修建,张家庄当时有村民500余人,教友约占半数,据说已有百年以上的奉教历史,经过四年的筹备,三十间新房落成,1861513会长神父及修生们启程从赵家庄迁移到这里,从此会长及教区主要工作人员渐渐在新住处发展起来,1863123教区为主教座堂安置基石,128将镌刻着拉丁文、中文的基石及耶稣圣心圣牌、圣母圣心圣牌、大圣若瑟圣牌、圣依纳爵圣牌、彼约第九钱币、拿破仑钱币和中国同治皇帝的钱币同耶稣会总会的省会长的签署放在重要位置,隆重的结束了奠基礼。见证人有徐波理神父、卜功堂神父及张珍、张安二位教友会长。

 

主教大座堂是全国当时首座奉献于耶稣圣心的大教堂,属哥特式建筑,堂身长50,宽21.33,钟楼高33,可容纳2000余人,钟楼共分三层,每层悬一铜钟,以轮敲击,每日清晨举祭时鸣其一,遇行大礼时则三钟齐鸣,声闻78里。大堂为十字形,西侧略高,留有通道。

 

圣堂内分三个部分,除了主祭台外,还有6座小祭台,后面唱经楼下有三个祭台,十字形两侧各一个,圣洗池对面有一个,每座祭台便是大教堂中小堂的中心,圣洗池对面的小堂主保为圣妇亚纳,此处用于举行婚礼,大祭台为耶稣圣心祭台,其他小堂及祭台的主保,分别为圣母、圣若瑟、圣方济各沙勿略、圣依纳爵及三位日本殉道者(后来又把圣洗池迁往亚纳小圣堂,增加两座祭台,两侧又分别增加三个祭台,皆以宗徒命名,刘钦明主教时代又在两侧墙外建祭台,共有16座祭台)祭台皆为木制,大堂墙壁里面用坯外面用砖建成,屋顶全部是锌板,天花板是用多层纸做成的,堂内门楣有康熙帝赐书的匾额“万有真原”,两侧为御赐对联,“无始无终先作形声真主宰,宣仁宣义聿肇拯济大权衡”。大堂在1866328举行落成典礼,自奠基到竣工,历时两年零三个月,法籍辅理修士吉玉隆担任工师,大堂雄伟壮观,堪称献县一景,有“华北第一堂”的美誉,可惜文革后期1976年被拆毁。

 

义买云台山

 

献县城东10里有土丘,名为云台山,实为汉朝封土墓,高28、顶阔70,底阔150,两侧各有一小丘,高67,大丘上建一盂蓝佛祠。每年农历715以举行盂蓝盛会著称,不时有四周百姓进香,其主持名沙正,见外籍传教士在张庄大兴土木,便起歹心,欲将佛寺及周围田地私卖携款还俗,他找到陵上寺绅士李连璧教友,让其联络,当时教区有一国籍神父孙承益,深县孙家庄人,得知此事后,将其积攒多年的款项交给教区,并向献县县令报告此事。孙铎不幸于519去世,趁此机会沙正在186471与教区代表徐波理神父订立协议,签字画押拿钱而去,五天后敖都文带领一批身强力壮的教友将佛像捣毁,在山上立一木质十字架。耶稣会会长李秀芳神父因热爱大圣若瑟,故命名为圣若瑟山。

 

715盛会前,附近百姓正在准备一年一度的庙会时,发现这一情况,引起了很大骚动,到教堂抗议后,追赶主持沙正,在吴桥一带将其抓住,沙正的一套谎言,,为教区惹来了很大的麻烦,当地百姓认为教区骗取云台山。但字据确凿又迫于徐波理神父的三品顶戴,只好作罢。卜功堂、傅梦公、顾赛芬三位外国神父准备在山顶柏树林中树立一尊圣若瑟像,再次引起附近村民强烈的反感和严重的威胁抗议。

 

几个月后有人企图以此为借口,中止买卖云台山的契约,驱逐外国人出境,并对教友及望教者进行欺辱,郎主教只得向法国公使求助,法国和英国使节照会后,要求中国政府赔偿损失。献县县令却一意孤行拖延推诿,致使抗争激烈延长。幸好皇帝颁发上谕,保护教会。

 

104河间知府又著官服,用仪仗队前来拜会郎主教,并请求十一月再来一次,住一天一夜,以研究教会道理。献县县令看到如此,总算还了教区一个公道。

 

云台山除了三个土丘外,教会还购买了周围215亩田地,教区将十位神职人员的遗骨迁葬云台山,其余土地辟为菜园。1881年又建一座小楼,楼旁建庄严古朴神圣的小圣堂,名若瑟堂,并圈起了围墙。这样云台山便成了教会山庄,分为四个园区:有圣堂园区、静休园区、神职人员公墓园区和种植园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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